慈濟華府分會，石頭太太首都鋪路

採訪／范婷
史料收集／蔡蕙菁
撰文／宋小可

254期 | 2024年7-8月

2008年5月15日，華府分會舉辦新會所啟用典禮。鄭李實先（第一排，右）作為第一顆種子，引領華府志工巡禮。攝影／葉秉倫

（製圖日期 2024年4月29日）

慈濟華府分會分支聯點成立與晉升時間

1	華府分會	1994 年7 月 2 日　華府聯絡處成立 2003 年2 月 15 日　晉升為支會 2004 年 1 月 2 日　晉升分會
2	北卡洛麗聯絡處	2003 年 1 月 15 日　洛麗聯絡點成立 2004 年 12 月 14 日　晉升為聯絡處
3	瑞其蒙聯絡處	2003 年 2 月 12 日　瑞其蒙聯絡點成立 2007 年 1 月 26 日　晉升為聯絡處
4	夏洛特聯絡點	2004 年 8 月 1 日　夏洛特聯絡點成立
5	蒙郡聯絡處	2013 年 8 月 1 日　蒙郡聯絡處成立

「從第一次（與我）見面的時候，鄭李實先（法號：宏先）自己說好像多生以前結來的緣，好像隔世的親人。她從第一次看到師父，篤定了跟著師父行菩薩道。」證嚴法師在追憶華府第一顆種子鄭李實先如何跟著自己踏上慈濟路時說：「她跟著師父足足四十年，對師父情長緣深。」

鄭媽媽

華府志工口中的鄭媽媽鄭李實先，是一位精進的老菩薩，更是慈濟最早期的委員之一——她的委員號是六十號。早在慈濟成立的第五年，鄭李實先就和先生鄭柏（法號：慧樑）為花蓮精舍捐贈第一支電話。在1971年那個電話還不普及的年代，夫妻倆斥巨資為證嚴法師架設專線，讓法師不必每次打電話都要到花蓮市區去。

「那時候我們這一帶都沒有電話線，裝一支電話要裝電線桿、重新拉線，計算起來要七萬塊。七萬塊是他（鄭柏）一年半的薪水。我不肯讓他花這一筆錢，但是他很堅持。」證嚴法師回憶。

在1980到1985年之間，夫妻倆還捐贈出一批高週波塑膠熔接機器，讓精舍的常住師父可以製作嬰兒紙尿褲販售，進而達到自給自足，從此師父的生活穩定下來。在1983年花蓮慈濟醫院開始籌建、證嚴法師需要頻繁到台北與相關人士會面時，他們還挪出自家在台北的公寓，作為證嚴法師在台北的落腳處。

1989年左右，鄭李實先和先生退休移民到美國，與華府的兒子鄭懷松（法號：濟懷）、兒媳俞琇珍（法號：慈媃）同住。從那時開始，鄭李實先就發願要把慈濟帶到美國的首府。恰好兒子、兒媳是華府佛教會的核心人物，因此鄭李實先就透過華府佛教會，結識了不少虔誠的佛教徒。她藉此機會介紹慈濟，也把慈濟的文宣放在佛教會出口的地方，供人閱覽。很多華府早期的慈濟志工，都是透過這些報紙和鄭媽媽的宣傳，第一次認識慈濟。

「那時候就是借用華府佛教會那裡很多佛教徒聚在一起的機會，鄭媽媽介紹說有一個佛教團體叫做慈濟，那我們有一位上人，她想要做一些慈善跟醫療的志業。」資深慈濟委員張琇珍（法號：慈本）說。

「有一次我在佛教會拿到一份《慈濟道侶》，感到很有興趣，就打電話給鄭媽媽，說我想參加慈濟。她說好啊，我們現在還沒有會所，就是繳善款到加州。」資深委員彭慶玲（法號：慈璥）說。

「我是因為從佛學講堂拿到一份《慈濟世界》廣播節目的錄音帶，在回家的路上沿途播放，聽到上人的聲音我就開始淚流滿面，好像聽到慈母的聲音一樣，很觸動我的心，我就說我要回到心靈的故鄉。」資深慈濟委員翁淑娟（法號：慈秒）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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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華府還只有鄭媽媽一個人在耕耘慈濟，也還沒成立聯絡處，但是每到有人聯絡她想要了解慈濟，鄭媽媽都會很熱心地介紹。「鄭媽媽知道我迫切地想要找慈濟，非常高興，因為她一直有一個心願，就是要把慈濟的種子播在華府這個地方。」翁淑娟說。

這樣一位一位地發展，鄭媽媽在華府的第一年就募得160多位會員。在1991年，她為中國大陸的華東水災舉辦了一場募款義賣茶會，最終籌得善款14,000多美元，並於此後在兒子家裡建立臨時聯絡處。

鄭媽媽很擅於發動每一位發善心人的特長來助力慈濟志業。例如資深委員張秀英（法號：慈銣）在還不是慈濟志工的時候，因為和鄭家同住一條街，就經常被鄭媽媽「徵用」來做慈善。

「鄭媽媽頭腦很好，每一個人都記得很清楚。譬如她知道我星期二休息，在星期一就會跟我講，秀英明天幾點鐘妳到我家來，我有事。我說好，星期二我就過去看她要做什麼，然後開車帶她去。」張秀英回憶。

黃媽媽

「我媽從佛教學會回來，說認識一位叫『石頭』的太太，說的就是鄭李實先——鄭媽媽。因為鄭媽媽怕我媽媽不記得，就說自己是石頭，因為命很硬。」黃陳玉桂（法號：慈倫）的小女兒黃麗雲（法號：慈玳）回憶母親於慈濟最初的因緣時說。「她說叫做石頭的太太跟我介紹慈濟，過不久我們去參加茶會，鄭媽媽拿很多文宣給我媽媽看，媽媽覺得很好。」

黃陳玉桂——華府分會與鄭媽媽一樣受人尊敬的老前輩黃媽媽，是一位出生於新加坡的華僑。黃媽媽在封建家庭長大，父親是很有錢的銀行家。後來又跟著家人輾轉到台灣、中國大陸，19歲在天津成婚。

黃媽媽一家人在1981年來到美國，最初全家在維吉尼亞州（Virginia）經營一家汽車旅館，很辛苦。後來因為無法盈利，黃家賣掉旅館，搬到馬里蘭州（Maryland）。但是即使退休，黃麗雲說黃媽媽也是個閒不住的人：「我媽媽後來學了英文，還考上駕駛執照、考美國公民。」還有一段時間，黃媽媽在張秀英先生的餐廳廚房幫忙：「黃媽媽手腳很快，其實他們家不愁吃穿，但她不會現在家裡沒事做，她還是要跑出去打打工，幫幫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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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1年，黃媽媽透過華府佛學會與鄭媽媽相識，兩人雖然人生軌跡各不相同，但卻在相遇後一拍即合，準備一同做慈濟。

「那時候黃媽媽需要照顧生病的婆婆。鄭媽媽約黃媽媽說我們一起來做慈濟，黃媽媽說我還有這個負擔，鄭媽媽說沒關係。然後就在黃媽媽發願想跟鄭媽媽來做慈濟的時候，黃媽媽的婆婆就過世了，讓她可以全身投入慈濟。」翁淑娟說。

兩位媽媽各有專長，配合一起做慈濟、舉辦茶會，分工明確——鄭媽媽作為華府第一顆種子，一直不停地講述慈濟精神、分享證嚴法師的教導，而勤勞能幹的黃媽媽負責後廚，為來參加茶會的賓客烹飪佳餚。

「一次茶會好像六十位來賓，我媽有辦法一個人煮六十幾個人的飯。每次開茶會都是鄭媽媽在前面講，我媽在後面煮。」黃麗雲說：「鄭媽媽跟我媽說，妳哪一天也要拿起麥克風來。我媽說不行，我是拿拖把的人，怎麼能拿麥克風？但後來媽媽也慢慢會講了。」

相比鄭媽媽作為多年慈濟委員，有豐富的慈濟知識儲備，黃媽媽的發言往往是在自己生活中提煉出的智慧和慈濟精神的體現。

「黃媽媽常常說她沒有知識沒有學問，可是我覺得她是一個大智若愚的人。」華府資深委員曾寶珠說：「黃媽媽身上有上一代那種自己有眼淚往下吞的精神。我記得她以前燙傷要植皮，還有很多次身體上的折磨，這些經歷她說起來像別人的故事一樣，我們聽著心疼，可是她完全沒有讓自己倒下去。」

「黃媽媽其實非常會講，因為她可以把自己的故事用真情在講，讓聽者可以感受到她講出來的話，讓人很入心。」張秀英說。

「我媽媽會講自己本來有許多怨恨都不能消除，嚥不下那口氣。但是她說聽師父講的，這不是真的生氣，要把苦消化掉。媽媽就是用上人的法，去講她的這些經歷——讓吃苦的經歷可以慢慢淡化掉，吃苦療苦。」黃麗雲說。

黃媽媽給人的溫暖也像母愛一樣，沒有多麼華麗，卻讓人念念不忘。在華府聯絡處剛剛起步的那幾年，有一位名叫阿亮的台灣留學生在聖誕夜出車禍撞到頭，手術之後昏迷不醒。他的父母、姊姊分別從台灣和別州趕來華府陪伴他。據黃麗雲回憶，這是讓黃媽媽印象深刻的一起個案。

「其他志工要上班，我媽就自己煮飯，然後坐地鐵給阿亮的爸爸媽媽送過去。他們很感動，說在美國無親無故，都是我媽媽在照顧他們。」黃麗雲回憶：「後來他們租一架飛機把兒子載回台灣。阿亮的媽媽走的時候抱著我媽媽說謝謝妳，妳是我在美國的媽媽。」

即使在年紀大了之後，黃媽媽還是華府志工心中「家」一樣的存在。「黃媽媽像是我的第二位媽媽，你可以隨時來找她，她會盡可能地傾聽每個人的傾訴。」曾寶珠說：「我有事情就來這邊跟她講，她通常不會給出任何主意，而是會說，沒關係，人在做，天在看。然後說我抱抱妳啊，妳是我的心肝寶貝。」

在2020年過世前的幾年裡，九十多歲高齡的黃媽媽已經失智，很多事情都不太清楚了，很多曾經熟悉的志工也不再認得出來。但是她的家人把證嚴法師的照片掛在床邊，讓黃媽媽每天晚上睡覺之前都可以看到。陪伴了慈濟近三十年，慈濟精神和對證嚴法師的追隨已經深入到黃媽媽的骨髓裡。

「媽媽在睡覺之前都會看著師父的照片，說這是師父啊，然後唸一句《靜思語》。她雖然失智卻都還記得。」黃麗雲說。

付出無所求

「我是1994年5月7日真正認識慈濟，那是慈濟在華府第一場對外的大型茶會，之前都是小型的家庭茶會，我都沒有機會參加。」曾寶珠回憶與慈濟正式結緣的那一天時說：「那一場茶會讓我很震撼。一是被師姊們的旗袍吸引，再就是覺得一般佛教團體都是唸經拜佛，慈濟可以真正出來做事情、真正幫助別人，這個倒是很少見。」

其實曾寶珠早在嫁給先生時就聽說過慈濟——先生的姊姊，也就是曾寶珠的大姑洪景智，是在高雄受證的慈濟委員。1991年曾寶珠夫婦來到美國的時候，洪景智就告訴她華府有一位慈濟的聯絡人鄭媽媽。恰巧那一年大陸發生華東水災，鄭媽媽和黃媽媽舉辦義賣為災區籌款，曾寶珠當時也以客人的身分去買吃的、支持義賣。

另外在華府地區一家中文學校的太極班，曾寶珠也結識黃媽媽的女兒、華府分會的第一任負責人黃麗美。黃麗美因為知道曾寶珠是佛教徒，因此經常向她介紹慈濟，只是曾寶珠因為工作繁忙、家有幼子，一直沒有挪出空餘的時間來參加慈濟的活動——直到1994年那場令她印象深刻的茶會。

「參加那場茶會之後，我覺得好像慈濟有很多可以做的，不是說一定要做什麼大事情，只要是心有餘力，也許我也可以做些什麼啟發別人向上的事。」曾寶珠說。

在她加入慈濟不久後，華府聯絡處就在1994年7月2日正式對外開放。以前志工們一直以鄭媽媽家為臨時據點，在正式成立後，空間已經不夠。幸好台灣志工、花蓮慈院建院的建築委員之一宋篤志，把未來孩子在華府讀書時事先準備的連排别墅地下室空出來，供志工使用。這間位於馬里蘭州波多馬克市（Potomac，MD）的地下室，也因此成為華府聯絡處的第一間正式會所。

「我們不但在這裡開茶會，還會舉辦親子班、人文課，還能在後院舉辦素食班。那間房子很小，每次來二、三十個人就覺得好熱鬧！」曾寶珠對最初那間和她差不多時間與慈濟結緣的會所記憶深刻。

在加入慈濟後，曾寶珠開始擔任總務工作——所謂總務，基本上是所有的事宜都要她過手，一時間忙碌起來。

「那時候還沒什麼人，財務、總務、物資什麼都要管，所以我（因為經常聯絡）和總會很久以前的志工很熟。」為了紀錄慈濟相關的工作，曾總務還特意用一個筆記本，將許多當時看上去瑣碎、如今卻也是珍貴史料的訊息記錄下來：「我從1994年七月開始寫日誌，雜七雜八什麼都有，像是幾月幾號，黃麗雲來會所做了什麼收了多少善款，慈濟的錄音帶錄了幾份，有什麼書籍有待整理等等。」

1995年，曾寶珠、黃媽媽和張秀英一同到美國總會受證慈濟委員，這中間還有個小插曲，讓曾寶珠至今仍有些許難過：「受證是我一生的痛，因為當天只有我們三個在台上沒有穿旗袍——沒有人告訴我們要準備旗袍，所以我們穿藍天白雲制服受證。」

受證的故事也還有後續。2017年十月，有一大批全美志工一同回到花蓮，曾寶珠也位列其中。當時她想要藉這個機緣，圓自己受證的夢：「我對我們美國總會執行長黃漢魁師兄說，我有一個遺憾，沒能請上人親自受證。他說好，我來安排，一定請上人為你受證。結果10月15日，我弟弟從台北打電話來說我爸爸進了重症病房，讓我趕回去，所以我又沒能（穿著旗袍）受證。」

當年第一次參加慈濟茶會就被旗袍吸引，在受證這個最莊嚴的時刻卻沒能身穿旗袍，也沒有證嚴法師親自為她別上委員證，曾寶珠心中的遺憾可想而知，但即便如此，她依然陪伴在華府分會左右，從成立至今整整三十年。

「後來我想，有沒有（穿旗袍）受證，我還不是做了這麼多年？所以我的心就放下來，已經無所謂了。就像上人給我們說過一句話——付出無所求。做慈濟你可以有一個自己的平台去行善，讓我這麼多年一直沒有退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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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的道場

「我以前一直認為佛教是在廟堂修行，但慈濟是一個活生生的團體，是做的（法門），就像當年上人強調一句話，就是做中學，學中覺。在那之後，我就想我應該要做看看。」華府分會前任負責人胡孔銓（法號：濟勁）回憶對慈濟的第一印象時說。

胡孔銓本是台灣派來美國的軍職外交人員，在1987年搬到華府。1991年，他在結束外交工作、退伍之後，自己創業電腦軟體的外包公司，曾經和IBM合作經銷軟體到台灣和香港，在事業上可以說是非常成功。可是在1993年，公司正是如日中天的時候，胡孔銓卻開始覺得人生中缺了些什麼。

「我突然感覺人生有點迷惘，就是說除了工作以外，我還有很多事情不知道。因此我開始在佛教上花一些時間。」胡孔銓說：「我接觸過法鼓山、佛光山、萬福聖城等佛教組織。後來一位慈濟的師姊說，你對佛教這麼有興趣，你知道台灣有一個組織叫慈濟嗎？我說我從來沒聽過。那位師姊就說跟我來，我帶你去慈濟的道場。」

認識慈濟的第一天，胡孔銓就見到鄭李實先：「我對鄭媽媽的第一印象就是這位師姊好莊嚴，因為那時候她整個都是白頭髮，這個印象一直在我腦海裡。第一次見到她就好像我們很熟一樣，這是我跟鄭媽媽的緣，我覺得很感動。」

因為胡孔銓一直對佛法有興趣，因此當時華府聯絡處負責人徐用卓邀請他每個星期天在徐家共修。在幾個月後，胡孔銓開始擔任徐用卓的行政秘書，並在1997年受證後接任聯絡處負責人：「那時候是黃思賢師兄跟我說，你應該要出來承擔。可是我說我根本對慈濟都不了解，你就叫我當負責人。這樣的話，我可能會把大家帶錯了。」胡孔銓回憶，但是最終他還是承擔起這份責任。

在徐家，胡孔銓又結識兩位慈濟志工——洪章夫（法號：濟集）和曾寶珠：「我和洪章夫、曾寶珠我們三個人常常坐在地下室開會，想說怎麼樣開始把慈濟在華府做起來。那時候什麼都沒有，志工大概一個月聚會一次，我覺得這樣不行。一個是地方太小，第二個是聚會太少。後面慢慢人多起來，地下室也無法容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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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能長期使用的會所無法立刻找到，華府志工還是透過曾寶珠的人脈，租下當地一間中學Julius West Middle School的食堂，在週六可以供志工們舉辦活動。由於學校週一到週五都有學生正常上課，志工們不能把東西放在那裡。

「我們東西就放在各人家裡，我家放最多，家裡的車庫就是儲藏室。我買了一部七人座的廂型車，專門放慈濟的東西——有折疊式的桌椅、開茶會需要的鍋碗瓢盆、放燈機和放燈片，全部都在車子裡面，是流動性的。」胡孔銓說。

生根發芽

「我們把學校租下來以後，因為有場地啦，就開始籌畫工作。」胡孔銓說：「我們想的是從慈善入口，因為慈濟人做慈善，所以我們就開始想怎麼做、做什麼。」

「洪章夫師兄是一個非常有愛心的師兄，是他最初提出到街頭發放的想法，因為他自己就有做過。但是畢竟他自己的資源，只夠買幾件毛毯衣服，到華府的路上給街友。後來我們商量，到慈濟來，可以規模做大一點，幫助更多的眾生。」胡孔銓說。

後來也是因為洪章夫的想法，華府志工又開始關注老人院。在華府分會附近的各個聯絡點，基本都有訪問老人院、關懷老人的慈善活動。「洪章夫師兄有這樣的愛心，認為慈濟人應該把我們的文化和愛傳遞給別人，這是一個管道。從那個時候，從他的一念心開始，一直做了非常多年。」胡孔銓說。

1999年台灣發生921地震，震動世界各地的善心人為災區伸出援手，更何況是像大部分慈濟志工一樣在海外的台灣人。這個時間點，對美國很多慈濟的分支聯點都是重要的轉折點，對於華府聯絡處來說也不例外。

「我們當時說要街頭募款，就有很多志工報名進來，我們分三個小組，在前三天就募集到五十萬美元。」胡孔銓回憶：「我記得師兄師姊算錢算到晚上十一、二點，很辛苦，可是也非常開心。」

志工在街頭身穿慈濟制服募款，讓很多民眾都對慈濟這個組織有了更深的印象，也讓慈濟在華府地區打下口碑。「突然間大家對慈濟就很肯定，我們去做茶會都是事半功倍，因為只要一講慈濟，大家都豎大拇指。」胡孔銓說：「921大地震的募款，給慈濟在華府的發展提供了很大的助力，讓慈濟在華府真正地落實。從那時候開始，善款和志工就一直陸續進來。」

在2001年左右，胡孔銓在擔任華府的慈濟負責人三、四年之後，終於開始領悟當初他透過對佛教的探索想要尋求的答案：「我慢慢發現人生的真諦不在於錢、對名和利的追求，而是你心裡面一個實實在在的感覺。」

從那個時候開始，胡孔銓就下定決心要把事業放掉，專心地去耕耘慈濟志業。他除了做負責人的職責之外，還參加很多次總會發起的國際賑災——宏都拉斯（Honduras）、尼加拉瓜（Nicaragua）、多明尼加（Dominican Republic）、海地（Haiti）、秘魯（Peru）、智利（Chile），中美洲（Central America）的國家他幾乎跑了個遍：「只要總會說中美洲賑災，我就非常興奮地想去。因為我想看不一樣的國家不一樣的人民，看我們慈濟能夠做什麼，親身去體驗那種無所求的付出。」

做出放棄事業這個選擇，胡孔銓並沒有思前想後。他只是算了一筆實在的帳，確認現有的資產在後半輩子夠用，孩子和家人也都有保障，之後就開始義無反顧地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那就是在後半輩子把大部分的時間放到慈濟志業裡，並且透過跟著慈濟做慈善，來不斷地成長和學習。

「我這個人有很大的缺點，就是一個時間只能做一件事。」胡孔銓謙遜地說：「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要在交給下一位負責人之前，我要把華府慈濟做好，做出一個規模，再交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