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譜》系列報導

慈濟美國總會(二) 守之不動 億百千劫

採訪/范婷
史料收集/總會地區慈濟志工
撰文/何献瑞

1993年,癌症末期且低收入的病人,因無法與政府相關單位溝通,致使久病無法就醫。報案後成為個案。時任阿罕布拉慈濟義診中心主任林俊龍醫師(右二)、及後來致力推動慈濟骨髓庫的大功臣閻雲醫師(右一),連袂前往看診。圖片來源/曾慈慧

我們美國的醫療志業,雖然它沒有一個很有規模的醫院,但是呢,它很早就在發揮了守護生命,拔苦病苦都在開始做了。美國分會是在1989年,成立了美國分會。1993年就是美國義診中心正式接到了批准的證書。

那是為什麼要成立這樣的義診中心?開始的時候,我們還想,那美國不都是醫療很發達嗎?不都是很普遍嗎?福利不是很多嗎?那在美國的人,不都是人人衣食無缺嗎?

後來我們才知道,再強盛的國家都有他的缺點。美國這樣的缺點可大了,這種的看病制度,實在是很令人吃不消,我們的第一個義診中心啟用的時候,為當地非法居民,還有這沒有買保險單的人,還有華人,假如語言不通的,那這個老一輩的,他有了病,他要去跟醫師說,我頭腦是怎麼痛,是頭腦的皮痛,或是深度的痛,或是抽的痛,還是一陣的痛,或者是長期痛,只有一個頭腦要說一個痛,要描述他的病況,感覺都很難耶。

當初我們林院長在那個時候,那就是開始設立了這樣的義診所。 

 

證嚴法師開示
節錄自大愛電視【證嚴上人法音集】
2020年9月4日【慈濟的故事】海外首設義診所

全球第一個義診中心

林俊龍(法號:濟盟)說:「當初我在台灣第一次見到上人的時候,就已經答應上人,所以我們那次回到洛杉磯,我就到了會所,加入了分會,我記得是蔡慈璽師姊在那裡。」

1993年11月1日,林俊龍在阿罕布拉義診中心開幕式致詞。圖片來源/洪琇美

其實林俊龍心裡,義診的種子在更早之前就已經發芽。

「我以前在自己的醫院裡,出家眾來看診也都是免費的,因為當時我認為我已經是一個佛教徒了。雖然我在天主教醫院工作,每天有機會跟神父跟修女打交道,但是在理念上並不完全相同。我自己看佛書,對佛教可以說是非常、非常欽佩,也非常嚮往。雖然還沒有皈依,但我也一直有一個疑問。就是說佛教是這麼好,怎麼會沒有人來做醫院呢?

你看佛教幾千年下來沒有人做這些,我在醫療領域工作,我知道有很多基督教醫院、天主教醫院,從來沒有看過一家佛教醫院。

一直到因為我的父親生病,到了花蓮,看到了慈濟醫院!啊,有啊!佛教醫院就在這裡啊!怎麼會沒有?只是我不知道而已啊!後來我就更加投入了。」

洪琇美(法號:慈聯)說:「他以前在辦公室,要是有病人沒有保險,北嶺(Northridge)那一區大多是白人,猶太人也蠻多的,要是有人進來門診,付不起,或者是拿聯邦醫療補助(Medicaid)的,他有時候就乾脆不收。我記得有一位老太太,她的醫藥費欠很多,但每個月只能付五塊錢,一直到我們要回台灣了,她的醫藥費累積好多了,後來他就乾脆一筆勾消,因為對方付不起嘛,他就是那種個性。」

當會所搬遷到蒙洛維亞(Monrovia)以後,林俊龍想以醫療專業協助貧困的人的心意有了擴大的機會:「後來,黃思賢說,會所要搬到蒙洛維亞(Monrovia)去,當時他就請示上人,舊的會所是不是要賣掉?討論的結果是賣掉很可惜,舊會所是小了一點。蒙洛維亞(Monrovia)那邊比較大,原本是一個教堂,開會跟集會活動的空間都比較多,所以就興起了一個想法,因為當時四大志業,慈善有在做,教育有發獎學金,也正想要籌辦中文學校,但是醫療的部分還是欠缺。而且空間的安排上來說,舊的會所以前是一家保險公司的辦公室,原本的隔間就是比較適合做診所。所以黃思賢跟我,我們就到處去拜訪一些有在做義診的場所。」

黃思賢說:「Garfield 1000號這邊,我原本是想把內部空間打通,當作聯絡處。因為當初這個地方是保險公司的醫療保險的診間,所以是一間一間的。但上人跟我說『成物不毀』這四個字,成物不毀,所以他要我先不要拆,果然,我正開始學習上人的四大志業,有醫療,我也要醫療,所以後來就跟林俊龍執行長有因緣,就在Garfield 1000號成立了義診中心。」

曾慈慧說:「1993年十月,負責審核的Mr. Robinson來檢查的時候,黃思賢師兄、林俊龍醫師、陳建洋醫師、許明彰醫師(法號:濟膺),還有我,全部都在,我們特別先準備了甜甜圈,然後泡茶、泡咖啡,一起等他來,希望他覺得很溫馨啊,先吃一點東西,大家就比較容易互動。

檢查開始後,他先看你的作業程序,看每一份資料夾。我們把十幾本醫療品質管理手冊(Quality Assurance)排好、放好,方便他來確認是不是都達到Title 22²的要求。第一線該怎麼做、診斷治療的部分該怎麼做、進出動線的安排、冷藏裝置的溫控、無障礙空間的說明和各部門的作業程序,我們都很清楚地把它條列出來。

幸運的,我們通過了審查。Mr. Robinson說我們做得很好,已經符合所有的條件,他會寄發醫療開業的許可給我們,之後每年要更新一次,還有就是他們隨時可以來抽查。如果我記得沒錯,思賢師兄他好像當天立即就跟上人報告,這也是我們全球第一個義診中心。美國分會真的寫下很多第一,很多、很多的第一。」

1993年12月5日,林俊龍、洪琇美與長期關懷的個案在美國分會四周年慶活動中合影。圖片來源/洪琇美

¹ 蔡秀雲,南加州洛杉磯的第一顆慈濟種子。

² Title 22,此項加州法條中,說明了專業護理機構須遵守的健康和安全規範。機構需要獲得許可並通過檢查,檢查的內容包括人員配置、基礎設施、居民權利政策和醫療程序等項目。

骨髓資料庫的源頭

1992年三月,台灣留學生溫文玲³在美國被檢查出罹患血癌。慈濟美國分會在《慈濟美國世界》月刊呼籲大家捐血進行骨髓捐贈配對,並在美國分會與聖荷西聯絡處,同步舉行了驗血活動。1993年1月20日,黃思賢帶溫文玲到花蓮拜訪證嚴法師,也促成了日後慈濟興建骨髓庫的因緣。

「溫文玲,Iowa的博士生,她是先來找我們,我們沒有找到配對,所以我才帶她回去見上人。」黃思賢說。

慈濟美國總會
守之不動 億百千劫

1992年,旅美台灣留學生溫文玲檢查出慢性骨髓性白血病,於1993年前往花蓮靜思精舍拜會證嚴法師。圖片來源/溫文華
1996年,閻雲(右一)、曾慈慧(左二)等義診中心志工首次前往洛杉磯華埠(Chinatown)參加「亞裔奇蹟骨髓配合聯會」(Asians for Miracle Marrow Matches,簡稱A3M)。圖片來源 / 曾慈慧

加入慈濟已經31年的閻雲(法號:濟融),為籌建骨髓資料庫的過往,補上了難能可貴的細節。

「我是閻雲,法號濟融,1995年授證。我先說說我自己吧!我是1954年的年底,12月24日在台北出生的。因為我覺得自己是Jingle Bell的晚上生的,所以從小一直傾向基督教。但是我並沒有去受洗。我喜歡看聖經,也經常看聖經,我去上過主日學,也準備受洗,但是一直沒有因緣。

當我十四、五歲,念初中時,我就決定要做醫生了。其實我家沒有一個人做醫生,也沒有人要我做醫生,我爸爸是警察,我媽媽在市政府工作,但是我就經常想,人為什麼會死?又為什麼會生病呢?想了很多小孩不該想的事情。聽我父母說,我小時候比較內斂沉穩,不太愛玩,非常喜歡讀書,大部分時候都是窩在家裡讀書。後來我進了台北醫學大學,當時叫台北醫學院,1982年畢業,然後當兵,1984年我就到美國來。

沒有選擇在台灣行醫,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我覺得當時的醫學大部分都是以症狀來解決問題,但我很想知道更源頭的事,我想知道為什麼人會生病,所以我到美國讀博士班,讀的就是病理,我們的科系叫做病理跟細胞生物學。我選擇了費城(Philadelphia, PA)的學校Thomas Jefferson University,因為它給了我四年的全額獎學金,讓我經濟上沒有什麼太大的憂慮。我很喜歡做生物學的研究,對於疾病為什麼發生,以及正常應該是什麼樣貌,我都非常有興趣,也從這段期間的研究工作中獲得了很大的樂趣與滿足。這也讓我在畢業後,原本決心要放棄行醫,打算要終身做研究。

但是我的老師跟我講說,其實你不應該這樣想。我們缺少一種人,一種可以在研究和臨床間搭一座橋,讓研究者能夠了解臨床的語言,也讓臨床者能夠了解研究的思維的人,而你可以是那個人。這段話對我來說很重要,它改變了我人生,因為我原本打算放棄臨床了,但是聽完他的話,我回到臨床接受訓練,在美國重新做實習醫生,然後在天普大學的聖路克醫院⁴做完住院醫師訓練,再到耶魯大學⁵去做癌症跟骨髓移植的訓練。我為什麼選這一科呢?因為我覺得癌症在當時是最難解決的問題,診斷跟治療這方面都還在早期階段,所以我想要做這一科,希望有機會能夠更加了解這個疾病,所以我就去了耶魯。

耶魯的三年,我有機會做臨床訓練,也有研究的機會。非常有挑戰性,但是也很很享受,很樂在其中,我就在那裡做了人生的決定。我決定要做一個Physician- scientist(臨床醫師科學家),我要做有研究能力的醫生。那個時代很少人像我這樣想,大部分人要不就是好好的當一個醫生,要不就去做研究,兩者合併在當時不是沒有,有,但是寥寥無幾。反正我就是這麼想,那畢業以後,我就去了洛杉磯(Los Angeles)的City of Hope Cancer Center(希望之城醫學中心),它是一個大型的癌症中心,現在來說是全美國五大癌症中心之一,City of Hope、紐約的Memorial Sloan Kettering、德州的MD Anderson、明尼蘇達的Mayo Clinic還有波土頓的Dana-Farber,這五個大概是全美國公認最top最頂尖的癌症中心。

我是在1993年的六月搬到洛杉磯,七月正式上班,成為City of Hope的一員。當時外國醫生在City of Hope 任職的,基本上就只有我一個真正外國來的亞裔醫生。City of Hope給了我一個很難得的機會,它給我一些實驗研究的經費,支持實驗室,也允許我做一個醫生,這在當時來講是非常難的。因為大部分的地方都希望醫生能夠趕快承擔起醫療工作,結果你還要把這個來的人分一部分去做研究。當然他們看重我的博士學位跟研究能力,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們有一分信賴。他們覺得我可以,所以給了我這個機會。這是很難得的,我也很珍惜,但是這個機會也轉變了我的一生,以及日後我跟慈濟的關係。

大概在1993年的十月底,或者十一月吧?也就是我才安頓剛下來沒多久,我記得慈濟當時就有一些師兄師姊來到City of Hope尋找協助,找什麼協助呢?因為1993年的下半年,溫文玲女士向上人提出,希望慈濟能建立骨髓庫來幫助那些需要骨髓移植的人,也希望建立骨髓捐贈的庫。

上人在幾經思索以後同意了,坦白講是一個極大的挑戰,因為當時的慈濟呢,自己的醫院剛開始,大學也剛剛開始。去看慈濟的歷史,可以看到當時其實慈濟要做的事情實在太多了。而就醫療上來講,做骨髓移植,建立骨髓庫,的確也不是慈濟的專長。但是上人的偉大呢,就是他可以有遠見地看到很多事情,他舉佛經上說,『於法內外無所吝,頭目髓腦悉施人⁶。』他覺得佛經上既然這樣講,所以骨髓應該是可以捐增的。

可是在中國的傳統上,器官捐贈本身並不特別被鼓勵,因為這挑戰了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的基本傳統。佛教的傳統上,也並沒有說要做這種捐贈。所以這是一個創舉,上人由傳統佛教經典的義理,為骨髓移植找到一個定調,一個法統,於是下面的問題,就是由弟子們要來做這件事情。這也就是今天上人說的『法脈宗門』的道理。

我特別記得的是思賢師兄。因為City of Hope Cancer Center是全世界最大的移植中心,所以他覺得既然是最大的移植中心,就去那裡找人幫忙應該最容易找到。但是當時院方不了解台灣,1993年的時候,很多美國人連台灣在哪裡都不知道。那院方就想到剛好來了一個新兵,一個菜鳥,Dr. Yen,那你們去問他吧!同文同種,剛好也是台灣來的。

當然,我聽他們說完來意之後,非常感動。我覺得台灣有人願意做這件事情,這是何等的了不起!在美國,骨髓庫是國家的,NMDP⁷是美國國家骨髓庫,它是國家的力量,有國家提供經費(budget)再加上捐款的。台灣卻有人要自己來建立一個?誰是上人?誰是證嚴法師?當時的我一概不知道。

但是我有一片心,我覺得既然我學了這個東西,對這方面也算熟悉,那應該有需要我,我幫得上忙。可是畢竟我剛上班,這裡我還沒摸清呢,工作上的責任也不輕,一方面要看病,另一方面也要把我的實驗研究方向建立。但我總覺得這件事情是對的,所以我就很自然地就答應了他們,我說,我要怎麼幫忙你們呢?他們說,首先,你要了解慈濟是什麼呀!對不對?然後他們就開始會帶一些慈濟的宣傳讀物給我,我也從那時候開始認識了慈濟。

至於要建置骨髓庫,坦白說,從無到有的過程是很困難的,是一個百廢待舉的事情。我從美國骨髓庫把它的政策(policy)做中文的翻譯,然後試著做一些刪減等等,先設法建構一個框架出來。可是這行不通,沒有那麼單純,因為這是國家的骨髓庫,它不容許你從那裡得到更多、更深的東西。我所得到的都是一些很皮毛的東西。最終回到檢測方面的方法學等等,我們還是都要靠自己,必須要自己來建立。所以我跟林俊龍醫師,還有思賢師兄,我們就共同決定在我們的義診中心裡,建立我們的第一個骨髓測試中心。」

2013年,林俊龍(右)與閻雲(左)於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二十周年慶討論流程 。攝影/ 鄭阿典

³ 溫文玲當時攻讀愛荷華大學(University of Iowa)財務管理博士學位。

⁴ The Temple / St. Luke’s School of Medicine,位於賓夕法尼亞州(Pennsylvania)。

⁵ Yale University,位於康乃狄克州(Connecticut)的私立研究型大學,常春藤盟校(Ivy League)的成員。

⁶《無量義經・德行品》:「能捨一切諸難捨,財寶妻子及國城,於法內外無所吝,頭目髓腦悉施人。」

National Marrow Donor Program國家骨髓捐贈計畫。

不生氣的人

乾爹師兄的兒子,1990年到加州開業的陳建全(法號:濟愔),也在義診中心一開始,就加入了義診的行列。

陳建全說:「本來我在自己診所的休假是不固定的,1993年,我們開始有義診中心的時候,我就星期四固定休息,那天就來門診中心值班,做一整天的義診。以前Debra慈慧師姊是授權給我們,說陳師兄,只要慈濟的個案,你們主任簽免費,就免費了。意思就是把個案從沒有牙齒給他做到有牙齒就對了。我很感恩這種可以幫助人的方式。真的,誰真的付不起,誰家境比較困難一點,我們大概看得出來,看W2工資年結表就知道,沒有工作,或是收入很低,沒關係我們幫你弄好,我們只是出個工而已,所以我們那時候真的,大概有五、六年,都是這樣做。當時義診中心牙科第一任的主任是張恭逢(法號:濟安),再來的牙科主任林福田(法號:濟意)、陳恂滿(法號:慈瓘),第四位是方敏智、第五位是賴銘宗(法號:濟昱),第六個是我。在我當主任的時候,我們總共有38位門診值班的醫生,真的幫助了很多人,因為有的人是跳機的啦,或是來這邊年紀大了,也沒有工作,你說這些病人怎麼付得起這些(醫療、保險)費用⋯⋯

我覺得我是很有福報,因為這些本來就是符合我的心。我在高中時代、大學時代,我簽畢業留言,我都寫『求道救貧』,我老實講,我那時候不曉得什麼叫做求道,但我知道救貧。我們家就是貧苦出來的,我知道要幫助貧窮。所以賺了錢之後,能捐的我就捐,能幫的我就幫。我後來加入慈濟才知道,慈濟說的菩薩道,走入苦難的眾生,我是真的很高興或者說很安慰,就是說上人帶領我們走入人群裡面,這是真的。」

陳建全也回憶起陽秀雲(法號:靜純)和奚望清(法號:思道)兩位法親對他的幫助。

「我們從有義診中心開始,陽靜純師姊一直都像媽媽一樣照顧著我們這些志工,很有愛心,吃的、喝的、點心,把我們照顧得無微不至,真的很感恩她,她跟人家結得好緣太多,太廣了,尤其在醫療這一區塊,從在蒙洛維亞(Monrovia)的時候,我就覺得我跟我爸爸受她的照顧很多。因為我那時候在波士頓(Boston, MA)唸書,比較慢回來,我爸爸常常跟我講說陽師姊人多好多好,是怎麼照顧新人。所以啦,雖然我跟她年齡差不多,但是我覺得她總是以媽媽的姿態在照顧我們這些比她晚進來慈濟的人。

而且我從來沒有看過她生氣。慈濟裡,我認識兩個從來不生氣的人,一個是陽師姊,另一個是奚思道。」

陳建全回憶起在慈濟二十多年,曾任美國慈濟總會副執行長、慈發室主任、也曾擔任過慈誠中隊長的奚望清。

「我跟奚思道相處了差不多二十年,真的從來沒有看過他生氣。」陳建全說:「我認識他的時候,他是在亞太服務中心當心理醫生,那時候他一個月薪水七千塊,我們慈濟能給他的比他原來還少。我就說,你幹嘛?人家找工作是越找越高,你怎麼越找越低?他說:『我有使命感,因為上人的話,我要發心,我寧可六千塊,我就夠了,我要到這邊來上班,沒關係。』我想說那我們來耕耘法親關懷這一區塊好嗎?他說:『師兄對不起,我是負責慈善的。』

我們每次常常聊天,到凌晨十二點、甚至兩點,就講電話聊天,我說你怎麼還沒睡?他說,我負責慈善,要聯絡整個美國,真的事情都辦不完。我說,你爸爸是中醫師,他教你可以這樣熬夜嗎?我常常提醒他要小心自己的身體。

以往每年聖誕節Christmas,我們都會互贈禮物,都是我把要送他的禮物拿到總會給他,他也知道我會來,也會先準備好送給我和我爸爸的禮物。那一年他卻自己先把要送給我跟我爸爸的禮物送到我診所。他沒有先跟我約,就直接進來,我嚇了一跳,想說他怎麼會出現在我診所?我還記得是2013年的十二月初,就是他往生的前一年。他對自己的病情一直都保密到家,一直到最後,我從醫生的角度看出來不對勁,他才跟我講說:『事實上我肝癌末期了啦⋯⋯』

他真的一個是從來不生氣的人。我遇到事情,他都是一條一條分析給我聽。我碰到什麼困難,他會用心理醫師的角度跟我分析,有時候如果講到太個人的事,他會說,如果講再下去的話,就不方便由我來跟你講,我介紹我的同事給你去諮詢。

現在奚思道雖然不在了,但是我還是跟他以前的同事保持聯絡,他的同事變成我的病人,我也變成他同事的病人,我如果遇到什麼問題,就會去找他同事諮詢,他同事也會幫我理出一條路,讓我比較好去面對困難。」陳建全說。

1992年11月22日,慈濟志工及慈青宣傳推廣骨髓捐贈驗血登記,右為陳露莎。圖片來源/慈濟美國總會

佛教徒的衷心禮讚

慈濟決定承擔建立骨髓庫的工作後,骨髓捐贈的驗血活動在台灣和全美各地獲得了廣大的迴響。

「當時的檢測都是送到義診中心。基本忙碌的程度已經到了日以繼夜的地步,我必須感謝當時所有的成員,不管是慈濟人、非慈濟人,不管是志工還是職工,我們盡了一切的努力。雖然後來有了花蓮來承擔台灣的部分,美國的捐贈都還是到義診中心,這個是一個非常艱鉅的工作。

我們招募了人才,買了儀器,同時建立了我們的測試系統,還有專家學者一同來幫忙協助建立骨髓庫。但是普遍的態度,都是覺得你們不要做這個比較好。事實上,當時在台灣也有同樣的聲音,跟上人說,其實上人你不應該做這件事情,因為這件事情有點撈過界。但是對我來說,那這不是一個對與不對的問題,這件事情的立意是幫助別人,那麼我們能做就做吧!

我當時也很天真地想說,把這個小實驗室建立起來,把方法學建立了,人才找好,那就可以了,我認為就是這麼簡單,但其實完全不然。因為有很多的決策要做,還有就是很多昂貴的器材要選擇。買這家公司的,或者哪個品牌的,我過去所受的訓練,其實並沒有經歷過如何去比價,如何去談價格。在這方面,我必須說,大家都有心,但大家財務觀點都不太好。

後來在1994年的時候,資金的消耗越來越高,金額太龐大了,所以林碧玉師姊(法號:靜憪)也從台灣來了,我們跟很多專家討論,跟林俊龍師兄和林碧玉師姊也一起去參觀了很多地方,最後做了共同的決定。坦白講,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摸索,沒有一個人是有信心的,我最多就只能夠從City of Hope來得到一些參考,但是那裡是使用骨髓的地方,並不是骨髓庫,更何況背後還有很多的電腦資料庫的問題,1993、94的資料庫,以及電腦運算能力就今天來講,簡直就是幼稚。我們當時就是只用Windows系統的Excel來進行比對。

我們在95、96年的時候,碰到一個非常大的一個challenge(挑戰)。骨髓移植做的測定方式改變了。當我們建立這個實驗室的時候,是用血清法來測血清裡的抗原抗體,當時新的方法改成用DNA法,也就是核酸法。兩者相比核酸法比較精確細緻,而骨髓庫的好與壞,就在於出庫的時候,它的data資料越精確,就越能保障病人不至於受到排斥所造成的苦,這也是我們的重點。

我們問了非常多的專家。美國的專家都說,既然核酸法是新的,當然用新的,這是美國人一貫的態度,新的一定是最好的。

但是新舊方法的成本相差十倍。我們也問了歐洲的專家,當時歐洲並不像美國,歐洲有公庫,也有私人的庫,那個時候連歐盟都還沒有成立。德國庫算是比較完善,其他的庫也都是零零散散。那我們請教了德國的專家,他們不同意用核酸法。他們說沒有錢做這樣的事情,要繼續維持血清法。

我們要怎麼面對這樣重大的改變呢?當時我們非常、非常的猶豫。

1995年,這個問題變得比較有爭議性了,因為有人說,你看慈濟自不量力承擔這個骨髓庫,現在別人用的是新的核酸法,他們跟不上,慈濟的這個庫是爛的,是沒有用的。我當然受到很多的責難,因為我是主其事者,當然我也會力加辯駁,但悠悠眾口難杜。

在這件事情上,林俊龍師兄是跟我商量最多的人。那麼1995年的時候,他說,你應該要授證了,他要我回去一趟。當時是兩年授證,還好,那時候不像現在有那麼多的課程,當時基本上都是做就對了。那我就聽他的話回去了,就回去見上人。那是我第一次見上人,1995年五月,我記得很清楚,這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事實上,我們讀書的人都很驕傲,所以我一開始要回去看上人,還想說我要下跪嗎?心裡面有很多的猶豫。但是到了那裡,看到上人的那種力量,當下的感受,真的,一點都不猶豫,你就能夠接受,這個,這個真的是一個⋯⋯很特別的因緣。

除此之外,我也震驚他老人家對於這些事情的洞察力以及這種執著。他告訴我們,做就對了,不要去考慮這些錢、這些方法。他說:『你一定會找到方法,我也不知道方法,但你自己一定會找到,你就自己選擇最對的,就對了。』

我當時聽了上人的話,我非常的感動,我覺得啊,我們這些學醫學、學科學的,一天到晚在對於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爭啊!辯啊!吵吵鬧鬧。我們缺的就是像上人這種這種真知灼見。他跟我們一樣,他也不知道答案,但他相信人性,他相信他的弟子,這就不簡單啊!

所以,我回來了以後,在飛機上做了一個重要的決定。

我說我們要做沒有錢的人的事,我們也要做有錢人的事。於是我就把檢測方式拆成兩半,大型檢測一律用血清法,因為便宜,而且我們已經上軌道了。但是到了要出庫的時候,我們已經把範圍縮小到,可能只到三個、五個了,我們再採用核酸法來出庫。

我記得當時資料都還是用傳真進來的。當拿到一個需要進行比對的移植病人資料以後,我們會在很簡陋的Excel檔案裡面去尋找,當從幾萬筆資料縮減到一百筆時,我們就靠手工來查驗,但這是用血清法做出的粗篩,我們再把這一百筆去做核酸法檢測。這樣的話,一來只做一百個,省下了龐大的費用,二來,做完核酸法的這一百個,我們就把它放回我們的資料庫裡,這樣經年累月下來,採用核酸法做出的,也會越來越多,資訊就越來越豐富。很幸運的,後來證明這是對的,我們出去出庫的時候用的DNA法,所以很快地就有人認可,慈濟骨髓庫不錯,因為它很精確,因為畢竟對病人的事情越精確越重要,所以說我們對於這個病人的精確度得到讚許。然後美國國家骨髓庫也來參觀了我們的義診中心裡面的實驗室。他們也說,你們這個作法是對的,就是說大量的時候,用比較便宜的血清法去做大量篩選,出庫的時候,用比較精細、珍貴、高端的DNA法。

所以美國骨髓庫當時也改變了它內部的策略,我們不一定要每個人進來都用DNA一下子就把錢燒光了,我們應該用血清法做大量篩選,DNA做後者。後來全世界都跟我們一樣的做法。那你也知道,我們慈濟還是很humble(謙虛)的,我們也不會告訴大家說,因為我們改變了世界,這種話也不必說嘛。但是我們幾個當時負責這件事情的人,還是為此感到欣慰。

後來的幾年中,我們很少再聽到有人對慈濟骨髓庫批評,幾乎沒有人批評了,因為我們已經樹立了典範。我從來沒有跟媒體談過這些事情,因為這根本就不是媒體的事情,這也根本不是一個他人所需要知道的,因為如果沒有上人,我們怎麼可能把我們自己的專業,結合在大家的這種無私奉獻上?我們只不過是在上人的感召之後,來做事情而已,不是嗎?所以我從來不覺得這件事情需要多說的。但是因為今天是口述歷史,所以我必須告訴大家,原原本本,而且有很多細節。

我認為這件事情最大的收穫者是我。我是因為慈濟骨髓庫而結緣慈濟,這跟其他人結緣慈濟的方式非常不一樣,我原本是非常基督教傾向的,後來變成了佛教徒,我現在是用佛教徒這個徒字,是我的衷心禮讚。」閻雲說。

慈濟美國總會
守之不動 億百千劫

時任慈濟美國分會代理執行長的閻雲(站立前排左四)參加洛杉磯慈濟人文學校、慈濟美國青少年團與華裔殘障者家長協會合辦的活動。圖片來源/閻雲
1995年,閻雲(中)在華雨精舍舆印順導師(左)及證嚴法師(右)合影。圖片來源/閻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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