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濟紐約分會 飄洋過海的錄音帶

撰文/宋小可
史料收集/林晉成、邱品豪
採訪/范婷、劉又榕、宋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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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玉芬(前右)是讓慈濟種子飄洋落地美東的關鍵人物。圖為邱玉芬與證嚴法師。圖片來源/林晉成

(製圖日期 2024年4月29日)​

慈濟紐約分會分支聯點成立與晉升時間

1紐約分會1991 年 4 月 4 日 紐約支會正式成立
1999 年 1 月 1 日 晉升為分會
2長島支會1995 年 9 月 8 日 紐約長島聯絡處成立
2002 年 2 月24日 晉升為支會
3波士頓聯絡處1995 年 9 月 9 日 波士頓聯絡處成立
4曼哈頓聯絡處2003 年 2 月12日 紐約華埠聯絡處成立(現稱華埠聯絡處)
5布碌崙聯絡點2014 年 9 月12日 紐約布碌崙聯絡點成立
6東長島聯絡點2017 年 2 月25日 紐約東長島聯絡點成立
7大愛人文中心2019 年10月13日 開幕

「我心裡非常害怕,(想說)這個不是很熟的朋友是不是看我開公司,就帶我來捐錢。」邱玉芬1989年在台灣第一次接觸慈濟,因為塞車只參加到茶會末尾募款的部分:「在走的時候,有人給我一卷講述慈濟緣起與展望的錄音帶。」那時邱玉芬還不知道,這卷錄音帶不但會啟發她加入慈濟,更是即將在大洋彼岸,種下慈濟在美東的第一顆種子。在錄音帶裡,邱玉芬聽到證嚴法師說自己一無所有,只有一口氣為貧困的眾生而活。這與邱玉芬原本的認知截然不同,也為她當時心中的掙扎點燃一盞明亮、堅定的指路燈。 

慈濟在美國紐約東岸落地生根。圖攝於1991年6月14日紐約支會成立說明會。圖片來源/慈濟紐約分會
1989年邱玉芬第一次接觸慈濟收到的那卷錄音帶,改變她的人生更助力美東慈濟落地生根。圖片來源/林晉成

美國的表姐

「當時我過得非常苦,因為內心充滿很多慾望與追求,因為達不到、求不得而苦。」邱玉芬說:「每天都只為了自己的私人的、家庭的生活在打拼。」

證嚴法師說她一日不做,一日不食。這種精神讓我非常感動,讓我覺得我應該也可以學習法師,為別人做一些事。

那天在回家的路上聽這卷錄音帶,邱玉芬哭個不停,哭過之後她決定加入慈濟,法號慈彤,還發願要為慈濟「渡」500位會員,在台灣的親朋好友都找了個遍。恰好1990年,她因為要去紐約拜訪表姊簡韓清蜂(法號:慈悟)、看望在表姊家寄住的兒子林晉成(法號:濟憬),索性把慈濟開示錄音帶、以及介紹證嚴法師成立「慈濟克難功德會」的一本小手冊帶去美國。

「表姊個性跟我一樣,也蠻喜歡跟朋友打交道,我相信她應該也有很多朋友好可以加入慈濟。」邱玉芬說:「另外我在(紐約)路上碰到在台灣的鄰居康美珍,也給她介紹。我覺得慈濟最基本的精神就是逢人說慈濟。」

因為和表姊像親姊妹一樣親,長住亞洲的邱玉芬在加入慈濟不久後就替美國的表姊一家入了慈濟會員、定期捐款,幫表姊一家「種福田」,以感謝表姊照顧兒子,另外也經常在給兒子、表姊的書信裡提到慈濟。表姊一家也沒有辜負邱玉芬的一片心意——簡韓清蜂拿到錄音帶,就和女兒簡妙如一道在家拷貝,並在親朋好友中間傳遞:「當時我在莊嚴寺(編註:紐約州重要佛教寺廟),對佛法有些概念。我妹妹要我負責在紐約推慈濟,我說我英文不通,結果就推我女兒跟我一起做。」

那年從紐約回到台灣,邱玉芬又寄一箱子慈濟的書籍到紐約。這些資料和那卷不斷拷貝的錄音帶,就是滋養紐約早期會員的精神食糧。在此之後,邱玉芬每年到紐約兩次,都會看到慈濟在紐約的成長,從在志工家裡舉辦茶會到後來有自己的會所,正式成立支會、分會,會員數量甚至一度達到上萬人——最初那顆小小的種子,以驚人的速度在紐約生根發芽。

簡韓清蜂(右)拜訪證嚴法師(左)。圖片來源/林晉成

美東第一據點

康美珍(法號:慈定)、施長要(法號:濟正)夫妻透過邱玉芬的因緣,收到一卷名為「渡」的錄音帶,在1990年第一次接觸到慈濟。兩人在感動之餘,發願要在紐約募集一百位會員。那段時間,康美珍為了廣結善緣,常常將慈濟書籍和錄音帶帶到法拉盛(Flushing,NY)華裔僑民常常光顧的商店、美容院等地。康美珍在書裡留下自己的聯絡方式,於是常有感興趣的人主動聯絡她,想要更深地了解慈濟。

另外簡韓清蜂的女兒簡妙如也是早期慈濟在紐約傳播的關鍵。那時不過24歲左右、剛剛生下第一胎不久的簡妙如生活忙碌,但因為她也是虔誠的佛教徒,所以照顧孩子的同時她在家裡不知疲憊地拷貝錄音帶,只為了讓慈濟的精神傳達出去。

「我乾媽(林晉成習慣稱簡韓清蜂乾媽)一直說,如果沒有簡妙如,慈濟在紐約很難起來,因為她就不停地發錄音帶。」林晉成回憶表姊當時的付出。

在此期間,簡韓清蜂和康美珍還到莊嚴寺募慈濟會員。簡韓清蜂回憶當時紐約沒有慈濟委員,只是代慈濟募款「黑白收」(台語:隨便收),募到的善就款寄到加州的慈濟美國分會去。這樣到了第二年,慈濟在紐約已經生根發芽,初具規模。後來證嚴法師看到善款的收據,知道紐約在募款,和時任慈濟美國分會執行長的黃思賢說:「紐約沒有委員,卻招募那麼多會員,你該去看一下。」

康美珍(右一)與其他紐約志工一同拜訪台灣精舍。圖片來源/林晉成

黃思賢到達紐約後聯絡康美珍,要和她碰面。為此康美珍在半小時內就召集二、三十人到家裡,並告知黃思賢紐約已有近300位會員。通常要成立慈濟支會,都要先獲台灣慈濟本會的批准。黃思賢看到紐約慈濟已經發展起來,非常高興、感動,於是當機立斷。

黃思賢師兄(當時)問我今天是幾月幾日,我說1991年4月4日兒童節。他說康師姊,妳家可不可以借我們用,我說當然可以啊。他說我們當下就在這邊成立紐約支會!

紐約支會成立的當天,會員們在康美珍(右二)家合影留念。後排中為抱著幼子的簡妙如。圖片來源/林晉成

就這樣,1991年4月4日慈濟紐約支會在法拉盛正式成立,成為慈濟在美國東岸的第一個據點,而在夫婿施長要的大力支持下,康美珍也成為紐約支會的第一任負責人,並於該年六月,在紐約台灣會館正式舉辦說明會。

三朵花和三仙老公仔標

從無到有,紐約支會在成立短短一年後,固定捐款的會員已突破一千人。能如此迅速成長,被紐約慈濟志工尊稱為「三朵花」的三位女性會員(後來受證為委員)和她們的先生——人稱「三仙老公仔標」(編註:象徵福、祿、壽三位仙人的台語稱呼)功不可沒。這三對伉儷,分別是邱玉芬的表姊簡韓清蜂和先生簡秋雄(法號:濟契)、楊陳素英(法號:慈享)和先生楊燕港(法號:濟揚)、郭阿美和先生郭擊壤。

紐約慈濟人口中的三朵花和三仙老公仔標——(左起)楊陳素英和楊燕港、郭阿美和郭擊壤、簡韓清蜂和簡秋雄。圖片來源/林晉成

支會成立初期,這幾位志工都是五十多歲,在初期會員中算是「長輩級」的人物。他們和善好客又精力旺盛,在社區裡有很多朋友。那時紐約還沒有會所,大部分茶會都在這幾位會員家中舉辦——除非遇到重要紀念日或是需要大型場地,要租用紐約的台灣會所。不過即使在家,有這幾位長輩坐鎮活動也絕不冷清。郭阿美的女婿劉進盛(法號:惟忠)回憶起當時的熱鬧情景:「有一次(岳母邀約)來一百多位,整個家後院站滿了人。」

就像當時錄音帶在法拉盛的華裔群體當中一個傳一個,最初的茶會也是一個邀一個,從一開始就辦得火熱。「三朵花」每一位都非常積極地募集會員。

「我一天就可以募到26戶,一開茶會,會員就很多。」楊陳素英說:「證嚴法師常常說,一個人修行沒辦法修,走入人群好修行。這句話我很有感觸。」

「我們那時候辦茶會,邀我們的會員來,也會請他們邀請親朋好友來參加。」簡韓清蜂說:「如果我們邀20個人來,就會有40、50甚至一百個人來參與。」

就像家裡好客的長輩一樣,在「三朵花」看來,家裡來客自然要好好款待。「要給人家便當,便當有時候要訂五、六百份,要花很多錢。我們都是寫單子大家簽名,付五百、三百、一千塊美元的都有,這樣子募來開茶會。」楊陳素英說。

紐約支會第一間會所,租的是法拉盛牛頭牌大廈(編註:因大廈業主來自台灣牛頭牌沙茶醬創始人家族而得名)頂樓。那個不大的空間,成為慈濟在紐約的第一個落腳點,老會員們像妝點自己家一樣,用心來佈置會所。例如莊錦池、高鳳珠夫婦捐了一百多張新椅子,貼心地讓志工和訪客可以坐下來休息。

「我們慈濟開始做的時候,會所什麼的都沒有,我們從零開始。」楊燕港說。

支會剛成立後不久,中國大陸華東地區18個省遭受嚴重水災,毫無募款經驗、來不及準備文宣、甚至連募款執照都不懂要申請的紐約志工,竟然勇敢地走上法拉盛街頭,第一次以慈濟人的身分為災民募款。「三朵花」夫婦在內的志工都一起上陣。

「我們都穿著八正道(慈濟女性志工服),盯著法拉盛民眾,有兩毛五的銅板也可以,有美金一塊錢也可以,十塊也不嫌少。」郭阿美回憶:「有的開支票一百塊塞進我們的募款箱,回去會所蠻高興的,一直統計。」

募款以外,三對夫婦也經常擔任在會所值班的重要職責——這可不是「看家」這麼簡單,因為每次有人來到會所或是打電話來,他們就要懂得介紹證嚴法師創辦慈濟的理念與行動,而訪客聽到法師的福德,也都很願意捐款。

「我們這麼刻苦地開始,週末都在會所。善款多的時候,晚上還要在家裡加班。」楊燕港說。對待慈濟這份志業,「三朵花」夫婦的認真和投入,都像家中受人敬重的長輩一樣,至今帶動著後輩的紐約慈濟人。

「慈濟紐約分會從當年的無到今天的有,這些可愛的老慈濟人,每一個人的角色真的都很重要,回想起來沒有他們真的不行。」劉進盛說。

發放的濫觴

郭阿美的女婿劉進盛1986年與新婚夫人移民美國,在紐約打拚生意,過了兩三年把岳父岳母也接來同住。雖然岳母是紐約最資深的會員之一,劉進盛在家裡也會聽慈濟的錄音帶,並且劉家也由劉太太代表每月交善款,但是原本工作繁忙的劉進盛並沒有時間做志工。遇到岳母召集慈濟會員在家裡集會,他都會直接上樓,不曾參與其中。

直到有一年回到台灣,一位好同學說要帶劉進盛去花蓮見證嚴法師,劉進盛就跟去了。到精舍在吃午飯的時候,劉進盛第一次見到證嚴法師:「證嚴法師吃得很少,坐下來不到幾分鐘就走了。她走過的時候,好像瞪了我一眼,然後就走過去了。我好像就被敲醒一樣,感覺我『回歸』慈濟了。」

回歸慈濟後,劉進盛投入紐約分會志業三十多年。圖片來源/慈濟紐約分會

像個愛玩逃家的孩子受到嚴父慈母的召喚,突然徹悟重返累生累世的「家」,劉進盛開始全心投入紐約的慈濟志業。因為有廣告業的背景,所以劉進盛主要負責紐約慈濟活動的舞台佈置。

「很多時候我在佈置方面的設計思路、活動的籌備和組織,都好像不是我自己的,而是上天給我的,(靈感)馬上就來。我有一種我是證嚴法師外派到美國來做慈濟的感覺。」他腦海裡想的都是慈濟事,要怎麼處理、推展。例如紐約第一次慈濟發放,就是因為他在1992年開車去見客戶時,注意到40街到50街那段哈德遜河(Hudson River)的河岸邊,全部都是無家可歸的遊民。

「他們都用塑膠布蓋著,晚上睡覺取暖。」劉進盛跟慈濟前輩們討論詢問:「我們可不可以為這些遊民舉辦一個發放?」

志工們聽到這個訊息,當機立斷決定週末就把慈濟的賑災毛毯帶去送給這些遊民,這樣促成了第一次發放。不久之後又舉辦第二次發放。「那時候是下雪天,太冷了,我們煮了一鍋熱湯,放在我車子後面,送給每一位遊民一碗熱湯、一條毛毯。」兩次發放,都服務了二、三十位遊民。後來志工還到布碌崙區(Brooklyn,NY),同樣服務那裡的遊民。這幾次「簡易」的發放,可說是紐約分會發放的濫觴。

「當時大家都不知道怎麼去做慈善,我們就去摸索,再進而收集社區的舊衣整理清潔去做冬衣發放,之後還延伸到布碌崙區的女性收容所,一步一腳印地慢慢摸索。」

2018年時,劉進盛確診甲狀腺癌——兩條甲狀腺,一邊長七公分的腫瘤、一邊三公分,並在手術之後確定已經非常晚期。這樣的訊息,對所有人來說應當都是噩耗,劉進盛也不例外:「雖然我當時沒有去想死亡兩個字。」

在四個月的癌症治療結束後,劉進盛再一次回到花蓮精舍,證嚴法師叮囑他要「好好休息」,哪想到還沒回到紐約,新冠(COVID-19)疫情已經開始。輾轉回到紐約的第二天,正好分會要開始發放防疫物資(PPE),劉進盛承擔起非醫療物資的發放任務。

「每天凌晨三點開會,然後一大早到每一家醫院送物資,非但沒有聽上人的話好好休息,反倒更忙了。」劉進盛笑說,做慈濟讓他忘了病痛,如今四年後已經康健的劉進盛更不可能放緩腳步,近幾年他最大的心願,就是想要紐約分會有一個更大的會所。

「我覺得如果地方不夠大,會是發展的阻礙——我們現在需要更多的志工進來,你看我們的社區服務,根本就不夠地方。還有醫療在發展當中,真的也不夠地方用。」劉進盛說。就像當年老志工們邀請賓客來家開茶會一樣,有更大的家,才能歡迎更多的客人。

做慈濟像在持家,持家33年,我的心完全沒有改變,而且我的願越來越大。

美東開枝散葉

莊錦池(法號:惟慎)、高鳳珠(法號:慈智)夫婦1983年來到美國,計畫在紐約開辦家族企業的分公司,又在1985年搬到法拉盛。幾年後,慈濟書籍、錄音帶在法拉盛華人圈內傳播,輾轉傳到夫妻倆手裡,兩人不約而同地備受感動。莊錦池因為老家在台灣的佛光山附近、求學期間又寄住在佛堂,在台灣本就是佛教徒。但是書裡講述的慈濟和證嚴法師的信念,與他之前的認知截然不同。

「我們以前的觀念,認為修行就是唸經、拜佛、打坐,但證嚴法師是用做慈善的方式走修行的道路。」莊錦池回憶起當年的感動時說。

高鳳珠當時打理家裡的髮飾公司,因為看到附近老人中心的老媽媽們無人照料,很可憐,就請她們來公司黏髮夾、綁髮帶之類簡單的手工活,賺一些錢。高鳳珠還夢想可以辦老人院照料這些長者,只是苦於沒有做到的能力。在證嚴法師的書籍裡,她看到法師的理念和她一樣,都是透過做事來拂照他人。

1992年6月27日,慈濟志工打掃法拉盛街道。圖片來源/林晉成
莊錦池(右)、高鳳珠夫婦。圖片來源/慈濟紐約分會

「那一天晚上我拿(慈濟)書籍回家看完了以後,我就夢見證嚴法師,夢見小船。第二天就按書上寫的聯絡方式跑去找康美珍師姊,和她說我要加入會員,要交善款。」高鳳珠回憶。

1991年紐約支會正式成立,莊錦池、高鳳珠夫婦在首批會員當中年紀最小,會員號是支會的第12、13號。那時紐約志工還在摸索著「做慈濟」的具體方式,想出來的方法都很樸實。例如觀察到法拉盛街道很髒亂,地上很多垃圾,志工就穿上慈濟的黃背心,到街上去掃街。

「我作為志工隊長就是帶他們掃街,看街頭怎麼這麼髒,就想慈濟人要來為社區做一些貢獻,每一個星期天都去掃街。」莊錦池說。

華東大水時,莊錦池、高鳳珠夫婦讓還在念初中的兒子肩背高鳳珠親手做的募款箱,夫妻倆手裡拿著在公司複印的募款海報,就連老人中心的老媽媽也一同請上街頭幫忙募款。作為美東第一個慈濟支會,紐約志工也從一開始就惦念著要把慈濟的種子撒到東部其他城市。

莊錦池夫婦因為有位公司的顧客在新澤西州(New Jersey),有一回受顧客之邀去參加一場派對,因此結識了另一位賓客林玉娥(法號:慮瑢,新澤西慈濟第一顆種子)。林玉娥提起自己在台灣就是慈濟會員,每個月都交善款,但到了美國卻不知道該怎麼再聯絡上慈濟。

「朋友指著我告訴她,說,慈濟就在妳身邊。」莊錦池回憶。

因為這次因緣,紐約支會在1992年1月26日應邀前往新澤西,在林玉娥家舉辦茶會,這也是紐約志工首次走出紐約舉辦茶會。莊錦池因為車技熟練,人稱交通隊長,因此每次有這樣的機會,他一定當仁不讓地開車帶上高鳳珠和其他志工,不惜把兩個孩子放在家裡,趕去外地播種。就這樣,長島(Long Island,NY)、新澤西、波士頓(Boston,MA)、華府(Washington, D.C.)、匹茲堡(Pittsburgh, PA)等許多美東城市,逐漸都發展出慈濟據點。

莊錦池(左)和紐約志工一起打掃公園,一如早年在法拉盛掃街。圖片來源/慈濟紐約分會
高鳳珠(左一)、莊錦池(右一)的兒子莊家榮(右二)繼承父母的慈濟志業,負責紐約大愛眼科醫療巡迴車。圖片來源/莊錦池

在這之後的許多年,夫婦兩人一直沒有中斷做慈濟。當年支會成立時年紀最小的兩位志工,如今也已經年過七旬。歲月非但沒減緩兩人的熱誠,反倒讓他們加緊腳步。莊錦池發願在2024年裡,接引300位新會員。當年還在讀初中就被帶到街上募款的大兒子莊家榮,在兩人的鼓勵下承擔起紐約大愛眼科醫療巡迴車(簡稱:眼科醫療車)的執照負責人,於是高鳳珠也拉著莊錦池一起去幫忙眼科醫療車義診,帶隊在校園義診中服務需要看診的小朋友:「要把小朋友從這一車帶到那一車(編註:紐約眼科醫療車分兩部,一部專門用來檢查,一部專門用來配鏡),很多事要做,帶來帶去也蠻好玩!」

人文學校

「我們人文學校最初是張安老師很有心,因為她本來在台灣就教書的。她看我們這邊的小孩子中文程度不是很好,願意把中華文化教給他們。」資深志工楊雅飛回憶紐約人文學校的起源:「所以她就成立一個中文班,那時候只是一個中文班,我記得最初只有差不多十個小朋友而已。」

那是1992年九月,紐約支會剛剛成立不到一年半。張安老師辭去在其他學校的工作,認真籌備中文班,為不到十個(志工和會員的)小朋友上第一節中文課。沒有專門的教室,就在十樓新租下的會所支起臨時的桌子,在星期六上課。

最初沒有教室,慈濟會所就是張安老師最初上課的場地。圖片來源/紐約人文學校

後來學生越來越多,從會所到借一家中藥鋪的倉庫,再到1997年終於借到紐約74初中(Nathaniel Hawthorne Middle School 74),人文學校逐漸走上正軌。張安老師一直在發動對教育感興趣的志工,請他們來一同授課、幫忙,楊雅飛就是其中一位。

「我幾乎每個星期六,一整天都是在人文學校幫忙。每節課兩個小時,課間幾乎沒什麼休息,我們要給小孩準備茶水、去外面募一些文具、幫老師送臨時需要的東西,很忙碌。」楊雅飛說:「我覺得帶小朋友真的是很有成就感。在地鐵、路上遠遠看到,小朋友都會跟我打招呼,說師姑好!」

除了培養慈濟幼苗,人文學校更是許多慈濟志工最早接觸慈濟的切入點。張安老師是許多人文學校家長的「慈濟母雞」,母雞帶小雞,讓家長在陪伴孩子就讀時也被慈濟人文精神感染,繼而願意投身到更廣闊的慈濟志業中。

「那時候我已經進人文學校了,張安老師一直非常照顧我、培養我,不管颳風下雨,她都會來我家收善款,說我是她的小雞,1998年她又推薦我當委員。」資深志工蔣珊珊回憶,她和先生三十多年的慈濟生涯,正是從人文學校開始的。

2016年,張安老師在重病一年多之後往生。即使在生命的最後一個月,她的心裡依然記掛著做了幾十年的慈濟志業:「我覺得我目前愧對證嚴法師,我一直想走完這條路,沒想到要向法師告假。將來等我養好了,我一定繼續走下去。」

阿波羅的竹筒

紐約慈濟當年第一個會所的電梯經常壞掉,導致志工、訪客不得不爬十層樓梯。久而久之,許多來交善款的會員養成將善款裝在信封裡,留給大廈一樓阿波羅麵包店的杜玉蘭(法號:慮義),由她保管、定期整理,再正式交給樓上的慈濟。

「人家知道我是慈濟人,就把善款寄在阿波羅,名字寫好,我再幫他們送上去。」杜玉蘭說。

杜玉蘭經營多年的阿波羅麵包店。圖片來源/范婷

這樣的信任,源自於杜玉蘭與慈濟長久的因緣。杜玉蘭的先生在台灣的美軍顧問團工作足足17年,這個資歷讓他們獲得移民美國的資格。但要移民異地他鄉需要一筆費用,畢竟到了美國後人生地不熟,不知上哪找工作,一時半刻沒有收入,經濟會有困難,於是他們在離開台灣前向夫家家人求助,卻被拒絕⋯⋯這讓杜玉蘭很難過:「小時候家庭環境不好,是我們做大嫂大哥的幫助弟弟妹妹出學費,今天我有困難,沒有一個人答應。我以為人心險惡,我們這麼單純,怎麼會走到這個地步?」感受到世態炎涼,她對人性心灰意懶,因此封閉自己不與人接觸。

後來因為常常在街上收到慈濟的文宣刊物,杜玉蘭出於好奇,決定週末去慈濟看看。那時候是1991年,杜玉蘭去到牛頭牌會所的茶會,接觸慈濟志工、看到證嚴法師的自傳,才徹底改變她對人的不信任。

「我去繳善款,看到簡秋雄師兄拿著垃圾袋收大家丟的咖啡杯。有人告訴我他是工廠的董事長,我嚇了一跳,(心想)怎麼董事長能放下身段做這樣的事?」杜玉蘭回憶:「開完會有結緣品,包括『證嚴法師的慈濟世界』小冊子。我那時候心結打不開,就拿冊子回去看。」

冊子裡說天底下沒有不能原諒的人,天底下沒有我不愛的人,沒有不信任的人。

這句話讓杜玉蘭醒悟過來,意識到家人到底手足情深,所以回到台灣還是照常聯絡。留在台灣當糕點店學徒的兒子,在1992年服完兵役後也來到美國與家人團圓。杜玉蘭的先生以前也從事過餐飲行業,現在擅長糕點的兒子又來紐約,杜玉蘭有意開一家糕點店,全家一起經營,因此常常向觀世音菩薩祈禱,他們能找到一個小小的、租金不貴的店面。一日杜玉蘭和地產經紀約好隔天去看一家店面,當天晚上就夢到證嚴法師。

「加入慈濟之後,我常常夢見證嚴法師。那天晚上,我又夢到法師帶我看一個店面。第二天傍晚我去看店,店門一打開我嚇了一跳!這家店的佈置和我夢到的一模一樣!我當即決定把店租下來。」

其實那條街在當時並不繁華,行人很少,加上那年冬天剛好下大雪,一直沒有好天氣可以舉辦開張儀式,連周圍的鄰居都說:「怎麼會有人來這裡開店?搞不好三個星期就要倒閉⋯⋯」可是杜玉蘭相信有證嚴法師到夢裡來加持:「我一定能做起來。」還將開店第一天的善款捐給慈濟。店裡準備了功德箱和靜思語,先生也在烤完麵包之後,堅持去街上發慈濟文宣。店員因為很認同慈濟,也幫忙講慈濟,就連客人給的小費也塞進功德箱裡。顧客來店裡,杜玉蘭也會講慈濟,連兒子都問她是在賣麵包還是在做慈濟?對杜玉蘭來說,這兩者是一體的。

「上人給我這個道場,指點我要行菩薩道。所以雖然我當時還不是受證委員,只是(單純幫忙的)志工,哪裡有個案我就去做,一直做了五年才受證。」因為杜玉蘭的這分信念、加上其他慈濟志工堅定地支持她讓她後來成為證嚴法師的弟子。例如資深香積志工羅桂珍為了照顧阿波羅的生意,每天包麵包帶去成衣工廠給同事吃,開派對也會買麵包和蛋糕幫杜玉蘭的麵包店打開知名度。

「一下子人家都知道這裡有一家麵包店,台灣口味的麵包很好吃。」杜玉蘭回憶:「這樣廣結善緣,三個月阿波羅就開起來。」

這個空氣中總是充滿著麵包香的店,接引了許多後來的慈濟志工,像是蔣珊珊就是因為「麵包」而和慈濟牽起了線,當初在不認識慈濟之前,因為先生的奶奶舉辦告別式從阿波羅訂了許多麵包,從此開啟了蔣家與慈濟的因緣。

三十多年過去,這家用杜玉蘭的話說是「證嚴法師幫我開的麵包店」,依然是慈濟在紐約的凝聚點之一。慈濟人到法拉盛辦事,有空會去阿波羅看看,從伴著紐約慈濟成長的麵包店買一些點心。很多發心的人,也依然習慣把善款寄到阿波羅,請杜玉蘭轉收:「很多善款來,要我才收得到。我要整理、翻(捐款人的)資料,有的人電話都改了,只知道名字。要寫好是誰在幾月捐了幾塊,到年終積累一大疊的善款交上去。」杜玉蘭雖然年事已高,也絲毫不覺得這份從事多年的志業辛苦。

「老了有精神上和記憶力、講話上的退步,但我覺得做慈濟真的很高興,做夢想到都在笑!」

急難救助

「到911現場,原本可以視線無阻地穿過去看到蔚藍的天空,現在卻只能看到傾倒的建築物,接到盡頭的天空被擋掉一半。街道上堆起超過10英吋的灰塵,好像火山灰灑在上面一樣⋯⋯」紐約分會第三任執行長張宗義(法號:濟舵)回憶。

張宗義在1997年因為家裡三個小朋友就讀長島人文學校而結識慈濟。最初因為生意忙、經常要出國,除了做愛心爸爸之外張宗義沒有太多的時間做慈善。後來因為更加熟悉,發現人文學校從校長到老師都是義務性的,這讓他很感動也更用心地去服務,先後擔任愛心爸爸組長、志工大隊隊長。

在2001年的911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前兩年的1999年1月1日,紐約支會已經正式晉升為分會,成為慈濟在美國的第七個分會,此時的志工已經對賑災、募款等事宜已經有了豐富的經驗。

「第二天我們就開著兩輛車子進去災區,一輛載志工、一輛載礦泉水進去送給消防隊員喝,後來我們又在不遠處做熱食、熱湯給他們送進去。」莊錦池回憶紐約分會當時的急難救助時說。其實莊錦池本來約好當天早上11點要到世貿大樓(World Trade Center)見一位老闆,結果還沒有去就看到新聞,另外也有一位慈濟志工因為在世貿大樓上班於災難中不幸罹難。

「先是捐血,後來有機會為救災人員提供熱食和飲水,送到911事件的原爆點(編註:Ground Zero,指受災最嚴重的地區)。」那時還隸屬長島聯絡處志工的張宗義說:「有一天我們送水進去,一個警察跑來說趕快撤退,沒人知道什麼原因。警察說快跑!不要回頭!後來才知道隔壁的一棟大樓可能會倒塌。」

後來張宗義每年夏天都會回到花蓮靜思精舍,與慈濟的因緣越來越深。在2003年接任紐約分會執行長,從那時起,他事事以慈濟為優先,自己的事放到第二順位。

「2003年以後真的變成無業游民,陸續把美國和香港的公司結束,大陸的工廠也交給合夥人處理。在慈濟了解到這些都是身外之物,所以一切都看得比較淡,自己發下心願,紐約(慈濟)應該作為全美國的楷模跟領頭羊。」張宗義說。

隨著紐約分會的發展、志工人數增加,尋找更寬敞的會所迫在眉睫。2005年,經過數年的募款努力,紐約分會終於買下華人聚集的法拉盛北方大道(137-77 Northern Boulevard,Flushing)現址,並在2006年3月12日正式啟用。

「會所選在這裡,是因為交通便利,人們不必開車就可以到達。」雖然紐約地產價格高昂,張宗義很感恩為此付出多時的志工們:「買下這裡前,許多志工已經發願,要貢獻一己之力。我們花了幾百萬美元,雖然地方不大,卻是每個人的家園。」

911發生後11年過去,2012年颶風桑迪(Hurricane Sandy)來襲,紐約分會再次面臨嚴峻考驗:「從(颶風)發布那一刻開始,我心裡已經在盤算,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應該要有什麼樣的應援和準備。」然而災難的規模和後續賑災的工作難度,都讓張宗義在內的志工始料未及。

「原本以為只要盡我們所能,然而證嚴法師說,受災的民眾有需要的時候,我們不應該用一個數字來限制我們只能夠提供什麼、做什麼,而是應該只要有需要,我們就去做!這才是佛法所講的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法師的號召不但給了張宗義當頭一棒,也讓整個全美慈濟、甚至是台灣本會也都動員起來。

美國總會本來只計畫提供和過往一樣水平的急難救助金,但是證嚴法師的慈示改變了所有人的想法。紐約地區的志工在第一時間、用最快速的方式向災民提供幫助——毛毯、香積飯、以及面額比過往高出許多的現值卡(每張)600美元,這樣一個社區一個社區地服務下來,原以為一個星期就會結束的賑災活動,一直持續了四個星期,共發出一千萬美元!也因為賑災延伸到各個社區,志工們才認識到紐約真的是一個民族的大熔爐。

「桑迪之後,紐約志工們的視野更開闊了,也結識了很多不同宗教的組織。以前別人都不認識慈濟,我們要說服別人來讓我們有機會付出;(以前)我們也沒有讓受助民眾或其他救災組織了解慈濟。」張宗義發現,不怕承擔就一定能學習。

和過往相比,這次經驗後,慈濟無論是和政府單位、宗教組織還是受助社區都能很容易就聯繫起來,這是成長,也是每次賑災因緣的累積。

愛心爸媽

蔣珊珊(法號:慈易)、蔣昌棟(法號:濟捷)夫婦同為資深志工,性格卻迥然不同。曾任宋美齡女士特別護士的蔣珊珊快言快語、精力充沛,用她自己的話描述是個「超級樂觀的人」。蔣珊珊是個行動派,正像證嚴法師賜給她的法號一樣:「很多事對我來說沒有難處,只要我願意去做,都可以迎刃而解。」

「紐約分會30週年慶的時候,她給大家奉茶,自己一早上都沒有喝到一滴水,她就是這樣的人。」蔣昌棟說蔣珊珊一直很無私,願意把最好的都先奉獻給別人。

相比之下,蔣昌棟自稱本是稍顯自私的人,認為顧好自己就好。在接觸慈濟之後,他才有了很大的成長:「那時候我們聽了一系列的錄音帶,有一集裡證嚴法師開示提到,千手千眼的觀世音菩薩不是一個『神話』,只要有五百個人出去幫人,就是千手千眼。」蔣昌棟回憶慈濟最初帶給他的生命啟悟,時至今日依然會潸然淚下。

慈濟道侶蔣珊珊、蔣昌棟互相成就、一同服務幾十年。圖片來源/蔣珊珊

最初夫妻倆和慈濟的因緣,是因為帶大蔣昌棟的奶奶往生,蔣珊珊到紐約慈濟會所找出家師父,希望能帶著家人為奶奶誦經,但卻被告知慈濟在美國並沒有師父。蔣珊珊只好下樓來,準備到阿波羅麵包店買麵包。

「那時候法拉盛只有這一家台灣麵包店,才剛開始營業。杜媽媽送我麵包,給我看牆上掛的證嚴法師的法相,她逢人就說慈濟。」杜玉蘭還問蔣珊珊要不要捐善款:「我說就用奶奶的名義捐20塊,之後也每個月都透過她捐善款。」

不過直到1996年,夫妻倆把孩子送到慈濟人文學校,才正式開啟蔣家三十多年的慈濟路。那時人文學校剛租借紐約74初中的教室,正式在星期六上課。蔣家當時住得很近,所以蔣昌棟和蔣珊珊義務擔任人文學校的愛心爸爸、愛心媽媽,在陪伴孩子讀書的同時,也為自己拓展不同的視野。

起初兩人圍繞人文學校服務,分別擔任過很多職位,幾年後在張安老師的培育下,蔣昌棟擔任人文學校校長、蔣珊珊擔任教務主任,張安老師又鼓勵他們正式成為慈濟受證委員,這才讓兩人更加深入地參與到慈濟的其他志業中。

「我記得阿港母(楊陳素英)跟我說,妳不能只是在學校(做志工),當慈濟委員四大志業都要參與。那時候我們就開始跟著她去看(慈善)個案。」蔣珊珊說。

蔣珊珊和蔣昌棟在台灣都經歷了比較坎坷的的童年。蔣昌棟的母親在生下他和雙胞胎弟弟後就難產往生,而蔣珊珊則是從小就沒有爸爸,她是在家扶中心的幫助下長大:「我媽媽是個寡婦,帶著四個孩子,我最小。美國一個八年級的女孩子每個月寄20塊美元認養我四年,直到我國中畢業。」

後來蔣珊珊念護理系,可以用專業幫助別人,而慈濟也徹底改變了蔣昌棟的心態,讓夫妻倆有機會一同助人。「接觸慈濟以前,我覺得自己都需要幫助,哪有能力來幫助別人?雖然讀過很多聖賢書,但是在聽證嚴法師的開示之後,我才開始學習怎麼做人。」蔣昌棟說。

1996年的時候,有位獨居美國、失明的周瑛琳老太太為台灣大林慈濟醫院捐出6,000美元的善款,之後紐約志工一直在關懷她。蔣氏夫妻在接手周媽媽的個案後,不但每個星期去看望她,還幫她買菜、請志工幫她剪頭髮、鏟雪、修理房屋,甚至幫她買收音機、調電視機等瑣事,照顧老太太生活各個方面整整七年,直到周媽媽2014年往生。

「因為周媽媽,我才知道社區有這麼多獨居老人。我才想做送餐服務(Meals on Wheels),送餐的同時去關懷他們。」蔣珊珊說:「要得到老人的信任,一定要長時間地用家人的那種關係關懷她,她才會信任你,把心裡話跟你吐訴。」

現在送餐的名單長達兩百多份,有的為個案老人送餐到家裡,有的是把餐點一同送到老人中心、智能障礙兒童中心等機構。

從最初的愛心媽媽、愛心爸爸,到慈善組長、關懷法親等,工作一直在變,但蔣珊珊和蔣昌棟相互扶持、一同服務的愛心一直如初。以前聽人提到七世夫妻,蔣昌棟就說願意與蔣珊珊成為七世夫妻。近幾年回到台灣精舍,他們和證嚴法師講起這個故事,法師將故事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上人跟我們說,你們不只要做七世夫妻,還要做生生世世的慈濟道侶。同修是來互相成就、互相報恩的。

慈濟家庭的傳承

邱玉芬的兒子林晉成(Peter Lin)1987年來到美國求學,借住在簡韓清蜂家。從母親1989年接觸慈濟開始,那時候不過14、15歲的林晉成就經常在書信中與母親討論慈濟。1990年母親帶錄音帶到美國、乾媽和表姊在法拉盛華人圈傳播錄音帶的同時,尚且年幼的林晉成也開啟了自己的慈濟路。

邱玉芬寫給林晉成有關慈濟的書信。圖片來源/林晉成

「那時候慈濟有一群年輕人,我們一起去莊嚴寺的夏令營。慈濟的長輩開茶會、做活動,我們也會幫忙佈置。1992年紐約的慈濟青年社團正式成立,雖然還不算成熟的組織,就是年輕人在旁邊學著幫忙。」

慈青假扮慈誠合影(編註:慈誠為男眾受證委員,承擔較多體力和指揮交通的工作)。圖片來源/林晉成
林晉成親手繪製為外蒙募款的海報。圖片來源/林晉成

1998年林晉成結識太太張瓊文(Joanne Chang),她對慈濟的興趣讓兩人都更加熱忱地投入慈濟,帶動慈濟青、少年志工後輩。不過要到2004年,林晉成才對慈濟工作有更深刻的認知。母親邱玉芬在1993年定居上海,也在上海甚至整個中國種下慈濟的種子。2004年林晉成飛到大陸看望母親,同時也參加慈濟在那裡的工作。那一年,他去甘肅省一個非常貧窮的地區,親眼看到那裡的人們過著怎樣困苦的生活。

「我看到小朋友用一公分長的鉛筆寫字,看到人們因為沒有水很少洗澡。我們那次是去甘肅建水窖的。這對我來說是一個轉折,讓我認識到慈濟做的是非常重要、嚴肅的工作。所謂見苦知福——聽說是一回事,親眼所見、親身投入工作又是另一回事。」

我很小開始學佛法,但是慈濟的特別之處在於透過行動、透過服務,來追求正念(mindfulness)——我們不必只做坐著的菩薩,還可以是行走的菩薩。

疫情期間,身為聖喬瑟夫大學(St. Joseph’s University New York)心理學教授、副主任的林晉成,和紐約市立大學(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音樂系教授、鋼琴家的張瓊文,與其他志工一起為慈濟紐約大愛人文中心策畫沙龍聚會「人文珈琲229」(C.A.F.E. 229)。透過「人文珈琲229」,他們邀請美國心理學、藝術界、佛教等領域頗負盛名的專家、學者參加沙龍形式的對話,圍繞來賓的專業討論生命的意義、提升「正念」。林晉成希望將各方面的知識傳遞給大眾:「知識是精神和靈魂的食糧。」他也希望透過這些主流社會熟知的來賓,打開慈濟在美國的知名度,為未來更廣闊的合作打下基礎。

1993年6月27日,林晉成(左二)跟著開疆闢土的紐約慈濟前輩們參加慈濟掃街。圖片來源/林晉成

俗話說「前人栽樹,後人乘涼」,但是在慈濟紐約分會,前輩們栽下的大樹更像是後輩擴建的基石——讓他們今後的工作,可以建得更廣、更高。如今紐約分會早不是那個在會員家裡會面、靠會員湊錢買便當的草根組織,而是一個專業的慈善機構。無論是面向社區、其他慈善機構、宗教組織、甚至是聯合國,慈濟都不再是個陌生的名字。從無到有,紐約分會走過三十多年,即使當年的許多志工都已不在,但他們的名字和事蹟,總有許多人會記得。

慈濟紐約分會完整家譜將於《慈濟美國35週年特刊:慈濟家譜》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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